“世界在看中国怎么跨过这个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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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今后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落后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误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

一国经济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通常，拉丁美洲国家的大部分(智利可能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东欧的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无法摆脱。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000美元。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能否度过这个坎。

我们可以在生产函数的框架中分解。 典型的生产函数是指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三大要素决定，其中劳动力分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素质(即人力资本)。 在这个框架下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强调了资本、劳动力几大以前传来的动力。 高储蓄率支撑着投资率的上升，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在近几十年里享受了双重的人口奖金。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少年抚养比下降，劳动力总人口比上升，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双重人口红利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并与全球化红利一起塑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另外，中国经济在两个层面上享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一是在过去30年的各10年中，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90年代小平南巡、新世纪初入世的重大制度变革。 这三次制度变革都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其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享受后发的特点。

但是，所有这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动力目前都呈现不景气之势。 从资本因素看，另一方面，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持续上升空之间存在着局限性，而且目前许多制造业部门和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部门已经严重产能过剩，投资扩大 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导致中国储蓄率下降，难以持续为高投资提供资金。 从劳动力因素看，计划生育正效应逐渐处于负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剩余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基本结束，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开始面临供给侧制约。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随着经济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库存改革发展，重大的制度变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难以取得进展； 随着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阻滞，中国在科技方面可享受的后发特征也相当有限，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频频遭遇困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呢？ 我认为有必要从生产函数的框架中寻找对策。

在资本水平上，中国的投资率相当高，但在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方面至少有两种潜力。 其一，目前制造业发展太快，服务业发展太快，存在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 调整激励机制刺激服务业投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也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 其二，目前大部分投资由国有公司完成。 一般来说，国有公司的投资效率比民营公司低。 这是因为，通过降低民营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向民营公司提供越来越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民营公司的投资比重来提高整体的投资回报率。 进而，考虑到目前许多高利润率服务业部门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下，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是打破国有企业对特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向民营公司真正开放这些部门。

在劳动力方面，政府必须在延缓劳动力下降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 为了延缓劳动力下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来也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老龄化的冲击。 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应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 为了激发居民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量，也就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率，必须全力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尽早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个人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难度。

在全部要素生产率中，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居民和公司的创新能力。 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快速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 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努力保持和扩大对外开放，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通过参加国际竞争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