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不如先建区域金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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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金融中心的建设始终是国内各界热议的话题，除了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级战术外，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提出了建设各类区域金融中心的宏图。

最近，以温州和珠江三角洲为首的地方政府掀起了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热潮，但其背后依然隐藏着这些地方金融中心的梦想。 正如温州金融改革多次强调建设“民间资本之都”，珠三角方案也多次提出深圳和广州各类“特色金融中心”的地位问题。

那么，金融中心离我们有多远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决定三个前提。

首先，衡量金融中心的标准是什么？ 另一方面，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一般取决于是否具备基础条件。 例如，在经济环境方面，也表现为小规模的区域经济中心；在贸易环境方面，在对外开放和经贸快速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快速发展水平上，区域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比较特征突出； 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金融人才资源在法律监管方面，在有灵活制度和比较有效监管的其他方面，往往有金融快速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另一方面，一个城市是否被称为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分析其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全性、金融机构筹资和投资的能力、金融产品的创新、支付清算等金融设施、金融人才的凝聚等是否处于领先地位。 全球范围内衡量，还需要考虑资本开放度、货币系统稳定性和金融安全性。

在理论和现实中，形成金融中心的条件及其衡量标准经常被混淆。 在我国的情况下，以金融中心的标准来评价，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城市，很难走上国际金融的舞台。 另外，多提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只具备一部分形成条件。

其次，了解我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中心。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金融中心的影响很大，只不过可以分为三类。 也就是说，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世界性金融中心是两个无可争议的城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美国芝加哥、苏格兰爱丁堡等地区金融中心。 与这些城市相比，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国内城市还很远，这不仅是城市自身的问题，也有国内金融体系整体快速发展相对滞后的制约。

从客观上看，在几类金融中心中，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对我们来说并不值得期待。 对最有潜力的上海来说，更有前景的是更好地成为跨国影响较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关于北京、深圳，建设国内影响大、一定跨国影响大的区域金融中心有可能更大。 严格来说，在高度新闻化的时代，空之间的布局不再是影响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制约。 在此背景下，一国过度形成金融中心，显然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国内其他一点经济快速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来说，不仅要以金融业的创新和集聚为主线，更应该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主线，构建区域金融服务中心。

区域金融服务中心是指为特定区域内的实体经济运行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业务聚集区 一方面，由于强调为特定类型的实体经济业务和快速发展目标服务，其功能定位比任何一个综合金融中心都要具体细致，另一方面，区域金融服务中心与更高水平的金融中心和特定地区的实体经济“对接” 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为更高层次的金融中心提供了“服务”。

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区域金融服务中心从具有金融业务与实体经济联系更密切等几个特点的以零售金融业务为主体的资金流动来看，其主要表现为外部资金的流入和配置； 在现有金融结构的背景下，以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金融业快速发展定位中的柔性空之间的概念仍有重要作用。

最后，按照金融中心的标准，中国建设国际性和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最缺乏的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源环境(金融人才和其他高级人才)和法律监管环境)法律的完整性、行政干预度、监管的比较有效性等)；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程度三是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

关于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的建设，也必须认识到，如果金融的快速发展不能适应，无论是超越还是滞后，都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挤出效应”。 例如，在中西部，如果三次产业结构有问题，过分强调金融反而会使经济基础更加扭曲。 所以，应该重视用金融促进经济的优化。 另外，从短期来看，硬件环境比软件环境重要，从长时间来看，软件环境似乎比硬件环境重要。

另外，建设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应该以地方金融瓶颈和短板为中心，强调符合地方经济社会优势的金融服务功能。 而精心构建的产业政策有助于中心的形成和维持，但不要过分迷信其作用，越来越多的市场应该决定区域金融的快速发展方向。

总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完成，经济结构和居民福利还需要完善的情况下，必须更加强调服务实体的金融中心。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