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新型城镇化应是改革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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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市化不仅是增长和快速的发展战术，也不能把城市化单纯作为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工具

新型城市化应该是改革战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新型城市化必须是体制改革战术，而不仅仅是增长和快速发展战术。 必须以城市化为契机，转变过去政府的命令和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大力推进体制改革，逐一发挥市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这样，经济结构的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快速发展方法的转变也将成为渠道，城市化将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源( 9.01、-0.07、-0.77 ) )的源泉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刚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为3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经济区块，低于同样处于快速发展水平的经济区块，在未来的快速发展空之间非常巨大。 如何在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制造城市化的大复制品，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认知上也出现了许多误解。 在一点点上，将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建设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从“土地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这是对城市化认识的进步，但“人的城市化”的具体内涵仍然不清楚。 另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将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需的工具，这也不科学。 城市化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快速发展的结果，人为增加城市化率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正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快速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支持新型城市化，系统地设计未来的改革战术。 也就是说，新型城市化不仅是增长和快速的发展战术，还必须是系统改革战术。 以城市化为契机，转变以往政府命令和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大力推进体制改革，逐步发挥市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实现经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成功转型，推动我国经济今后20年的健康可持续快速发展

城市化有规律

城市化是工业化集聚效应的必然结果，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化将促进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指工业化带来的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的转变。 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在经济中成为主导力量，需要人们集中生活。 工业生产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各领域需要精密合作，集聚效应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工业化各部门集中在城市，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效率，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市场导向的城市化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的迅速发展，收入的迅速增加，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支出能力，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 工业分工的精细化迅速兴起了家政劳动的社会化，服务业也由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城市生活人口密度的提高，为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空之间，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发展越来越快，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也相应加大。 因此，工业化的推进导致了城市化的繁荣，城市化的推进和服务业的繁荣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新的领域和生产部门，经济结构变得更加侧重于第三产业。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回顾主要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可以明确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 6.07、0.13、2.19 ) ) ) ) )。 而且，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的程度，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另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农业人口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支出能力的提高，也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 现在有些国家的城市患有“城市病”，是因为农业现代化没有跟上。

行政不能扭曲城市化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体制、过于僵硬的城乡行政区划体制等，人为抑制了城市化进程

我国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业部门，我国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体制，用计划和行政手段人为地抑制了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快速工业化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但是，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体制阻力。 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城乡差距在扩大。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为2.5倍左右，而韩国1995年城乡差距消除，我国台湾2000年城乡差距只有20%。 我国城乡差异有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体制原因。 更严重的是，新进入城市的人口，形成了城市地区新的二元结构，“农民工”没有市民化，阻碍了城市健康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市化中的另一个行政扭曲力度是城乡行政区划体制过于僵硬，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 例如，我国许多发达地区乡镇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标准，但仍然无法在现行行政体制下成为城市，这人为地抑制了城市化的进程。 同时，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在决定公共服务时未能进行统计，被当地政府视为“财政负担”，抑制了市场的集中效应和城市的快速发展。

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在行政层面决定财政资源的分配，使政治中心城市更具特色，经济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得不到充分的财政支持，因而发展迅速滞后。 一个城市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经济集聚效应，但由于行政水平高而变得过大，其快速发展远离财政支持难以持续。 另外，许多城市经济集聚力较强，但行政水平较低，行政和财政资源无法支撑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

此外，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忽视城市综合快速发展，阻碍经济结构升级，造成中式城市病。 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管理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要求，交通和环境污染日益恶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 由于体制原因，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娱乐体育事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进程。

支撑新型城市化，系统设计改革战术

必须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向市场主导、政府诱导的城市化转变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改善诉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快速发展、推进城市化为要点，着力处理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要实现以城市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战术目标，我们必须改革古老僵化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模式，将城市化作为改革战术之一，消除体制弊端，释放市场力量，充分实现城市经济集聚效益。

在新型城市化快速发展模式下，必须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逐步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市化过渡。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容易引起各种利益冲突，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常见的农民土地强制征用和住房强制拆除可以通过市场化公平高效的土地确权和流转制度来处理。 再有，政府要把农民赶进城上台阶，人为实现城市化目标，为此，农民要在城市安居乐业，提供制度便利和政策条件，使他们有意愿，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不应将城市化作为简单拉动内需、走出经济困境的短期政策措施。 这是因为，即使人为地在城市聚集人口，也不会自动拉动内需。 相反，经济增长强劲时，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多，是否需要人为限制城市化？ 城市化要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持续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推动力，就需要支撑城市化，实施系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改革。

第一，尽快打破二元体制，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居民自由合理流动，为有条件城市就业的农村居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政策保障。

第二，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础教育均等化，落实流动儿童平等入学和高考的权利，是实现“人的城市化”的最基本条件。

三是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确权流转，使农业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基础，农民进城无后顾之忧。

第四，切实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村居民和农村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

第五，改革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因地制宜灵活配置城乡行政区划，以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程度为首要标准，使城乡行政区划适应各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第六，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逐步改变以行政水平为首要依据分配财政资源的方式，推进以市场手段筹资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推进市政债务的发行，使城市快速发展逐步摆脱对行政体制的依赖，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第七，大力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改变过去专注城市建设、忽视城市软环境建设的方法，推进“人文城市”、“和谐城市”、“宜居城市”的建立，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生活环境。

第八，改革文化体育体制，为城市快速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只要我们把城市化视为改革的核心战术，把市场规律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力量，经济结构问题就会一举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方法的转变也会成为水路，城市化将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