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通往新常态之路 刺激的唯一目的是为改革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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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到年底，这种探底进程还没有结束。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块，中国经济走势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结构的重要变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只有正确评价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才能预见未来的趋势，采取合理的政策应对。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过去大不相同，社会共识是: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变革，必须适应新常态。 年12月，中央经济实务会议提出:“认清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逻辑。”

当前经济转型的严重挑战/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减速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都柏林危机的外部冲击。 有观点认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原因造成的，不是中国体制、机制内造成的。”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表面逻辑合理性”。 本来经济减速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时间上是偶然的。

但这种评价低估了挑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欧美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线，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 即使没有这次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变革也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经济本应该在欧美金融危机之前开始转型调整，但被拖延了。 欧美金融危机不能再拖中国的转型了。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平均9.8%的高速增长，打破了日本、韩国等经济区块的高增长长期记录。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可持续。

要理解当前经济转型的深刻挑战，出发点是拆解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其特点之一是以高投资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二是通过低估生产要素的价格刺激投资三是政府保留对经济活动的强大控制权和资源控制权四是政治经济一体化即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任务

首先，中国的投资率在上升，这几年维持在50%左右。 即使在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阶段，投资率也没有超过35%。 世界上除中国外最大的20个经济区块的平均投资率大概是中国的一半。 中国以如此高的投资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快速增长的出口消化了大量的生产能力。 在后危机时代，产能过剩必须浮出水面。

其次，低估生产要素的价格。 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是公司的价格。 这是因为降低生产要素的价格有助于刺激投资。 目前，中国的生产要素有明显的低估。 地方政府可以在招商引资中免费把土地赠送给公司。 中国劳动力价格只有德国十分之一的中国环境污染接近“免费”的2004~年中国一年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负，是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盈率高的企业。 这种扭曲的价格特征，成为了推动投资暴涨的燃料。

最后，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投资性支出。 1990~199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38.9倍。 同期gdp总量仅增长了26.6倍，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增长15.3倍和10.5倍。 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惊人的44%。 与税收占gdp比重较高的北欧国家着力保障社会不同，中国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投资性支出，包括“铁公机”、楼堂馆所等。 在反腐败的风暴下，许多地方政府豪华的办公楼没有空置，就是这个“投资大跃进”时代的见证。

实践表明，目前的增长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其代价也很沉重。 这种模式的不均衡、不和谐、不可持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合理增速的标准是什么/

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以习大大为总书记的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冷静的评价。 即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转移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 年5月，习将中国经济特点进一步凝聚为“新常态”，在11月的亚太经合会议上总结出新常态的三大优势。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的提出，其最大的意义是宣扬经济转型的长时间性和不可分割性。 “新”一般是积极正面的词语，但新常态所包含的风险不容小觑。 为了正确把握新常态，有必要深入分析三个问题。 第一，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处于怎样的合理区间？ 第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需要依靠那些新动力吗？ 第三，如何在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中不引发系统性风险？

对新常态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速度问题。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中有可能保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 中共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也主张:“7 %~8 %的经济增长率可以维持到2030年。”

林毅夫的逻辑是:“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美国的差距。 日韩在20年间实现了每年7%~9%的增长。 因为这个中国在今后20年中年均有8%的潜力。 ’这样简单的类比缺乏说服力。 不容忽视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中国的经济体积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与当时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 经济阻滞量越大，越难实现高增长； 第二，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35年，而那一年日本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 第三，中国的环境、腐败、房价泡沫等制约因素是当时的日本无法想象的。 中国不像1951年的日本，而像1990年的日本。

合理增速的标准是什么？ 从尊重经济规律的角度看，合理的增长率取决于潜在的增长率，潜在的增长率受体制变革、人口红利、环境资源瓶颈、外部诉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从现在到年的潜在增长率在6%~7%之间。 能否达到潜在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讨论中国经济的合理速度时，应该考虑几个因素。 欧美经济去杠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欧洲经济去杠杆化才刚刚真正开始。 另外，国内制造业价格持续上涨会削弱出口竞争力中国过去35年的高增长极大地渗透了环境资源，对经济增长率也有负面影响的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消化这些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也需要时间，在此期间， 占地方政府推进投资不力的固定资产投资25%的房地产已经疲软，房地产领域衰退后，对经济有广泛拉动效应的实体经济在高杠杆化和高产能源的双重压力下，已经进入痛苦的调整期和风险释放期。

从积极因素的解体看，支出、创新、城市化有望带来新的增长点，而这些动力的释放，无一例外都依赖于全面改革的深化，改革的诸多复杂性和长时间性，决定了改革红利释放的缓慢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费用、创新、城市化也很难达到与投资驱动模式相差无几的高增长率。

中国经济也很可能与其他经济板块的转型经验相似，告别高增长后，逐渐进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1%，2021~2030年将降至5.0%。

结合日本、韩国从高速向中高速过渡的经验数据，5%左右的增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新常态。 这并不主张我国经济较快调整到5%左右，因为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降有可能引发经济金融风险。 决策者一方面要加快释放改革奖金，另一方面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要合理诱惑社会的期望。

变革中的风险怎么办/

如果说过去十年的增长动力来自投资、出口、人口红利、房地产等因素，那么这些动力现在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 新常态下的增长应该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逐步培育新的增长引擎。

第一个是创新。 研究表明，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1909年至1949年创新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达到了87.5%。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不二之路。 创新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

二是费用。 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进而导致费用占比下降。 假设未来几年净出口为0或负(考虑到欧美举债的长期影响)，提高成本是解决产能过剩的唯一途径。

三是城市化。 与其他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3%，户籍标准的城市化率只有35%，这是“幸运空之间”。 大力促进城市化，不仅带来基础设施、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行业的巨大投资，也是处理“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推进城市化，不是政府建立城市，而是自发推进市场力量。 政府的任务是:第一，逐渐降低城市化的户籍壁垒；第二，完全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不会发生“贫民窟”那样的城市病。

由于目前的转型是“落后”的转型，目前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率过高，产能过剩现象很普遍。

高负债。 标准普尔的数据显示，全年中国公司债务余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占预计名义gdp的135%左右，同期美国公司债务余额为13.1万亿美元，仅占预计名义gdp的75%左右。 与美国举债最常发生在家庭部门不同，中国举债的焦点是实体经济部门，这无疑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

生产能力过剩。 目前，中国许多领域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 年8月末工业生产成品库存达到3.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增长15.6%，比去年同期高出10个百分点。 去库存之后再去生产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去杠杆化、产能下降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年8月以来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 中国能否顺利转型，不带来系统性风险，将是一大考验。

笔者的建议:第一，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支出能力，解决产能过剩； 二是以金融改革为要点，消除利率双轨制，放弃ipo审批，鼓励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提高金融体系比较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减少金融扭曲； 第三，大力推进政府精简和权力下放，给予市场创业与创新的自由空之间。 第四，正在努力使“改革成为最大的奖金”。 而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保持充分的“灵活性”，迅速应对，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第五，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市场机制淘汰“僵尸公司”，是变革不可缺少的阵痛。

转型期的好处是释放改革红利和释放过去积累的风险之间的赛跑。 在这种特殊时期，“刺激”应该作为应变手段保存。 但别忘了刺激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改革争取时间。 更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以前流传下来的“铁公机”的刺激对处理实体经济的高负债、高生产率效果甚微。

财政花钱的刺激做法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腐败。 未来的刺激应以减税为主，通过减税刺激和解决产能过剩。 减税既是刺激，也是改革，可以达到提高经济信心，扩大支出，消除产能过剩，宣扬改革诚意等一箭双雕的效果。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面对经济困境，减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30%，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政策机遇。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实务会议扼要地说明了“通向新常态之路”。 以高杠杆化和泡沫化为首要特征的各种风险的消除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减少……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货币政策要更加重视宽松。

(作者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文刊登在《清华金融评论》上，略有删节)。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