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取消存贷比 倒逼银行到实体经济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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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

年第四季度以来，货币宽松措施频发，但流动性与实体经济联系的通道似乎不通畅。 不仅超低的短期利率和高的长期利率背离，m2 (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的增长率在3~4月连续下跌，无法探寻12%的年度目标。

5月，m2增长率达到10.8%，但这可能不是实体贷款的加速，也可能是银行参与股市分配，信贷收支表中的股票和其他投资迅速扩大，促使了m2的上升。

与此同时，公司债务发行门槛下降，地方债置换发行出现井喷现象，直接融资体系完善，股市肩上的担子得以释放，央行公开操作效力提高，解除了货币宽松的“由短到长”中梗阻。 资产证券化登记制已经上岗，一旦解除存款比例限制，利用库存低效融资，可以释放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 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望全面疏通。

因此，国务院应该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款比例限制，首先站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立场上来看。

在外汇占款趋势下降、直接融资盛行、居民理财多样化的背景下，银行存款流失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了“超额股票债务”的局面，由于各类高收益财富科技商品对居民存款、公司存款的影响，原有的商业银行存款往往没有恢复20%的增长率。

在存款率75%的限制下，银行必须高额吸收存款，“花钱买存款”、“储蓄大战”的硝烟终日相互勾结。 在实体经济贷款诉求减弱、银行放贷意愿下降的背景下，货币宽松和实体经济融资价格高“背离”也不足为奇。 由于网点少，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75%的限制更为明显，活期存款比国有银行低10%以上，中小企业、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高”的矛盾更为突出。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扩张，由于国家隐性担保、稳固担保、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饥饿”、资本充足率监管不力、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简单等原因，抑制商业银行放贷冲动、抑制通胀和不良债权的存款比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三位一体的风险管理体系得以建立。 银行危机的发生，是由流动性风险造成的，并不是贷款发放过多。 因此，我国银行开始接近流动性风险管理，取消存款比是大势所趋。

此外，存款比监管的效率也越来越低。 首先，银行资产负债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存款短期化、同业化、贷款表外部化、影子化、单一存款贷款总量的比较难以反映许多纷繁复杂的结构，造成监管不公平。 其次，存贷比刚性限制忽视了存款和贷款的性质、期限、质量等结构因素，再加上存款流失和短期化，掩盖了流动性风险第三，隐藏在金融创新中，逃避存贷比的限制很常见，“存贷比时”、“贷款规模”等现象频繁。

随着大额存单的发行，利率市场化即将完成最后一棒，天然的利差保护伞不复存在，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刚刚逐渐被打破，银行要想走上真正的市场化自主经营之路，就必须挣脱枷锁。

在存款比刚性的限制下，“存款立行”的经营理念得到强化，提取存款成为要点，不利于银行自主经营、产品和风险管理的创新、国际竞争。 因此，从金融体系改革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解除存款比刚性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存款率为65.67%，没有触及75%的红线。 这是因为，存款比并不完全限制银行放贷空之间，比较有效的信用诉求也比较明显。

虽说取消了存款比例限制，但要促使银行更加放贷，不要走上“货币升值促进增长”的老路，而是要抓紧落实现有的金融改革措施，让银行寻找实体经济中的业务机会。 (作者是深圳市不动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