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财税改革亟待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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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备受社会关注。 目前，那些改革已经见效，它们还没有落地，必须尽快推进吗？ 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术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深化财税改革的三个任务中，两个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税体制安排在国家治理的总局面，它是最具“牛鼻”效应的要素，体现和支撑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基本关系。 ”高培勇说。

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提出了改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妥善制度三大改革任务。 方案出台一年多来，许多改革措施开始落地，效果逐渐显现。 特别是以新预算法的正式实施为指标，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民营改革全面推进为主要线索，税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涉及预算和税制行业的改革文案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包括实施路径和具体措施。 有些副本细分到预先结算的编制方法和税的构成要素等层面。 ”高培勇认为，改革的总体方案是“细”和“实”，在实际推进中，“落地率”很好。

例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中期财政计划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从根本上处理了花钱不当和举债经营的问题。 税收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增值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业、电信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煤炭资源税自价格计划改革推进以来，全年全国共征收煤炭资源税3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5亿元，增长125%，减少煤炭相关集资基金366亿元

增税消除了重复征税，给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活力。 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持续良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税收增长23.8%，软件和新闻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21.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19%。 gdp中第三产业的比例已经占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 税收达到54.8%，比第二产业高9.7个百分点。 服务业迅速崛起，支撑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半壁江山”。

“今年将全面推进改革改革。 这意味着年减税力度将达到数千亿元，对公司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 ”高培勇认为，为了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减产，中央的政策决定逐步提高财政赤字率，保障政府应承担的支出责任，明确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和责任。

中央财政关系的调整，急需准确的传播力和准确的落地

“当前，深化财税改革要求最精准的传播力和精准落地，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 ”高培勇指出，迄今财税体制改革进程还不均衡，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在改革实施水平上的实际进展不同，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业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

高培勇认为，中央财政关系调整相对滞后，是与改革文案设计的详细关联不够。 就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两个主要线索而言，无论是“进一步梳理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还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其文案都比较笼统，基本停留在总体规划层面。 关于具体该怎么办，没有进一步提及。

例如，到底那些税种中央税或中央部分的比例多一点？ 那些税种地方税或地方分的比例多吗？ 那些公共服务项目是地域性质的，应该确定为地方事务权吗？ 那些公共服务项目是地区间性质的，应该确定为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业权吗？ 很明显，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绕不过去的，所以必须搞清楚。

“还必须看到，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个文案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互通的统一体。 如果一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能与其他两方面齐头并进，就会影响改革的整体效果。 ”高培勇说。

事实上，中央财政关系调整的相对滞后，对财税改革的整体推进产生了“瓶颈”效应。 作为税制改革的主要线索之一，增值税改革直接关系到地方主体财源结构的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和调整不是权宜之计，必须建立在体系安排的基础上。 此外，作为预算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政府性基金预算等非常规公共预算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 这样的变化，当然要带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结构的调整。 这种调整是一种重大的优势分配，必须建立在体系安排的基础上。 如果中央财政关系的调整相对滞后不及时扭转，本来应该发挥的“牛鼻”效应就有可能成为“拖后腿”的效应。

以“分税制”为基本原则，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

“中央经济实务会议确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划分中央和地方事业权和支出责任，挽留地方税体系完整等重要问题加快推进。 ”高培勇认为，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业权和支出责任、完整的地方税体系，都属于中央财政关系调整的范畴，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需要切实落实。

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改革的“落地率”？ 前几天发布的《深化国税地方税征收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和样本，很多地方值得借鉴。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公布的方案，是在充分发挥国税、地方税各自特点的基础上，推进服务高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新闻高度聚合。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征管职责划分进行梳理，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两地方税是“合作”，不是“合并”。 这意味着地方税机构分拨的结构不变，这给广大税务干部带来了内心的稳定，稳定了“军心”。 国有地税机构分开，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分税”不是“分钱”，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基础不变。 地方税机构分开，意味着更好地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基调不变。 将三个层面的文案相互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此次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下一次财政监管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序曲，也是国家执政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上面有一千根线，下面有一根针。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常态下，在中国经济中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地方上你追我赶、竞相爆发的创新和竞争力。 ”高培勇认为，要突破中央地区财政关系调整的籓垣，必须从聚集共识开始，不能以损害地方积极性为代价。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业权和支出责任，有利于地方税体系的完善，改变地方财政管理权和收支平衡权的长期“空缺”状况，从根本上看“打酱油财政”——做什么、做什么或做什么——

“贯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已经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具体操作方案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广泛认可和积极配合，在中央和地方比较有效的交流中最终形成。 毫无疑问，这项任务非常困难，但我们别无选择，”高培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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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