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慎防鼓励农民工购房异化为“赤脚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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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

楼市“去库存”是中国经济五大任务之一，国家提出了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也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也就是说，农民在城市买房和身份转换必须同时进行。 这意味着各地都在制定鼓励农民购房的政策，要同时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服务，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年伊始，鼓励农民工购房的政策陆续在全国蔓延。 例如，按住房面积补贴现金、减免住房契税、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和用途、放宽贷款购房首付条件、鼓励银行放贷、鼓励水电费折价等。 从政策本身来看，单纯督促农民买房的意图更浓，这与过去地方政府刺激楼市的方法没有区别。

年召开的首届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除少数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扩大新型城市化综合试点。 但是，鼓励农民工购房显得更为紧迫，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不同步。

占库存70%左右的三、四线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目前面临空前的财政困境，指望财政实力支持公共服务不现实。 因为要避免把鼓励农民工购房异化为“赤脚上楼”。

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确实有购房的希望，但对包括收入水平、子女教育、老人就医等公共服务在内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向往正在上升。 买房已经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实现了上述愿望的载体。 因此，以刺激农民工购房为目的的“去库存”可能不具有持续性，风险也稍有隐瞒。

目前，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70%，他们是购房的目标用户。 但这部分是典型的“奖金人口”，中短期支出少，储蓄多。 即使在政策的支持下可以在城市买房子，也不可低估储蓄被提前消费带来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农民工实务指导小组办公室去年2月公布的数据，农民工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43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55.1%，半数的农民工平均每1.75年跳槽一次。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短工化”严重。 而且，农民工日常支出不断上升。

因此，目前鼓励农民工买房，必然会透支其他行业的必备费用和未来费用，消费家庭储蓄、借款。 更重要的是，尽管新农合已经覆盖农村，但与水涨船高的城市生活费、未来收入下降、失业风险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另外，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还很低。

基于此，目前仍处于青壮年和人口红利期的农民工短期内看不到未来不确定性支出的风险。 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买房的首付主要要靠父母的帮助和自己积蓄。 因此，一旦储蓄提前放开或透支，中年后，子女教育、父母医疗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必然会将这些新市民推向城市底层。 为了获得基本的家庭生计，农民工必须牺牲零散、完善的家庭结构，父母、孩子甚至配偶(女性)继续成为留守者，这将违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

因此，在鼓励农民工购房的同时，要防止各地出台的政策将农民工异化为“赤脚上楼”。 并且要加快《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提出“财政转移支付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数量的吸收”的“双重挂钩”战术。

这是构建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市民化”价格的激励机制，体现“市民化”的正外部性特征。 并且，增加和减少转移补贴、用地规模，建立中央财政转移、土地审批和地方政府接受外来人口的“激励兼容”机制，才是鼓励农民工购房的现实途径。

(作者是深圳市不动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