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隐性担保是中国经济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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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国家新闻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目前我国债务金融风险正在上升，政府隐性担保机制是这些风险的制度根源。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政府隐性担保问题突出，这一制度逐渐退出是必然的。

事实上，政府隐性担保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通过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两者相辅相成，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保障国有经济部门顺利融资，平稳推进经济转型进程。 但是，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政府或有负债的重要载体，隐性担保与政府或有负债密切相关。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提高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获得了较为体面的“损益表”。 从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来看，政府有很大的“正净资产”，政府债务规模不大，社会整体债务水平也在警戒线之下。 但是，风险不仅仅是中国债务的规模，最大的问题是其背后的结构性风险。

从资产结构看，资源性资产约占中国政府总资产的50%，经营性资产占总资产的39%，行政性资产和财政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都在6%左右。 出售经营资产换取现金流量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繁杂的手续，由于资源资产的数量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原本依赖拍卖土地和租界维持财政赤字规模的方法必然不可持续，特别是在遭受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从债务结构来看，政府债务主要包括: 1、中央政府内债。 2、“准国债”是指各政府部门发行的有财政担保的债券，如政策性金融债务等。 3、地方政府债务。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发债，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地方信托投资机构以国内外债务和地方国有公司财政为担保的债务。 4、金融不良资产及其转换形式存在或有负债的，主要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及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新形式或有负债。 5、未支付养老金、社会保障等隐性债务。

在债务的构成中，大部分都与政府的隐性担保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已经完善了“以中央政府为核心、地方政府为主体”的隐性担保体系。 政府支持企业的方式已经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移到了担保或隐性承诺，这是政府预算收支中不包括但却是隐性的预算外支出或责任。 预算软约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保证。

其次，与公司融资项目相比，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安全性较高。 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借款、挂牌和担保产生了巨大的非显性债务。 由于各级政府间清偿债务职责不明确、事权界限不清，累计债务风险一旦超过地方财政负担能力，将逐步向上方转嫁债务风险，直接威胁中央财政安全。

再次，公司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公司过分依赖债务融资，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资本结构错误。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非金融公司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为62.4%，比其他国家的比重要度高30%至40%。 负债率暴涨，政府和债务就会大幅增加。 特别是国有企业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不小。

最后，政府的隐性担保体现在对国有部门的金融保护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国有金融对财政的制度替代，建立了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和对国有经济各个方面的担保体系。 随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扩大，其累积的制度风险越来越接近政府许可度的边界。 政府通过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提供资金来化解库存风险，国有银行财政化承担或债务显著，呈现金融风险财政化和债务价格上升的趋势。

利用金融杠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快速发展经济将扩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 目前，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金融财政化、财政货币化特点明显，导致金融部门不良负债率的上升和资金配置效率的下降。

不彻底改变中国政府的隐性担保制度，不阻止隐性担保不足导致的道德风险蔓延，就难以根本改变中国财政金融风险不断上升的局面。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