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与2008年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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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与2008年之间有何不同？ 中国长期高增长依赖的宏观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实质性变化？ 进行分析比较，笔者发现这两轮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有本质区别。 如果2008年中国经济首要的是受到诉求的冲击(外需)，那么这个回合首要的就是受到供给的冲击。

与2008年至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幅度和速度相对缓和。 2008年雷曼破产后，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迅速下降，gdp季度环比年率从2008年第二季度的10.3%骤降至第四季度的4.0%。 本轮下行速度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长率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跌幅从年三季度的10.1%至年二季度的6.3%，没有上次跌幅大。

今年以来，由于内外诉求萎缩、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的作用，中国经济面临着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增长的威胁。 “投资、支出、出口”同期下跌，供给侧和诉求侧同期收紧。 公司利润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出口订单、ppi指数全面下降。 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加速，考验了政府对经济缓和的容忍度。 “维持增长”目标的优先次序再次上升，表明人们对决策层增长的担忧不断增加，并通过新的政策刺激极力抵制经济增长的下滑。

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转移”。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最佳、充分配置的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基础因素(包括内生、外生)是诉求、供给)资本、劳动力、技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变化的过程平滑缓慢，但有倾向性地接近拐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依靠要素增长，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首要动力。 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率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也为高累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在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的条件下，由于比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劳动力，公司克服了资本边际利润递减规律的作用，以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取得了特点，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

但是，目前劳动力、资本和全部要素的生产率组合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力转移趋势减缓，这降低了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与“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重叠，最终导致这部分生产能力无法以沉没资本的形式发挥增长能力

此外，中国的资本形成效率也持续下降。 这些年投资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2006年上升到50.9%，年上升到69.3%。 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年上升至48.6%； 投资增长率方面，“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21.9%，远远高于gdp的年均增长率11.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6年达到43.9%，年达到54.0%。

据世行估算，30年来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投资的贡献。 确实，在外需不振、欠费的情况下，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差。 如果用icor (增量资本生产率=投资增加量/总生产增加量)来衡量，我国的投资效率还很低。 虽然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大，但资本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越来越低。

此外，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下降。 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明显降低了发达经济板块主导的全球总诉求，引发了诉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 受全球外部失衡逆转、全球分工体制结构日益稳定、国际市场容量压缩、逆周期贸易政策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难以维持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将进入减少地区。 这意味着外需停滞趋势的中长时间化。 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3个百分点，这样的故事将来很可能无法复制。

认识到当前经济下滑的本质，面对从“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是任何逆周期性调控和刺激政策都无法改变的趋势，通过找到真正维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处方， 只有顺应经济快速发展规律，加快市场化改革，注重中长期供给条件的改善，加快要素结构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提高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着眼当前、长效治本的策略。

(作者是国家新闻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