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地方财政短板下 用渐进过渡提高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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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它揭示了农业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与城市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和内涵。

只有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明显提高，才能改变过去“土地城市化”模式下农民工只能在城市打工，无法投资和大额支出的状况。 并且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作为城市生活费和投资的基本单位，逐步发挥“城市化是最大的内需”的效应。

事实上，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已经成为共识，但这不仅是大城市运转负荷、城市治理能力的问题，也不考虑税收和公司利润增长进入“个位数”时期，城市主要政治家和公司拿出“真金白银”进行公共服务，补充社会保障的问题

另外，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还必须考虑职业培训和就业保障等问题。 这涉及财税和预算改革、政府间财权问题加权、“市民化”的价格分配、创新融资等。

因此，渐进迁移和激励的兼容性是两个可选路径。 首先，《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覆盖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 这是以居住证和特大城市“积分户籍取得制度”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渡。

比起原来的暂定居住证，居住证有了很大的进步。 财税改革在短期难以见效、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的情况下，循序渐进、齐头并进的思路，一方面降低了外来人口市民化的价格，提高了地方政府增加入户比例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作为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最大障碍的义务教育和平等就业消除后，非户籍人群大大融入城市，费用和投资上的“内需”得到全面释放，税收结构得到优化，城市产业集聚和分工效应、规模效应逐步发挥，公共服务

其次，地方政府要在提高入户比例方面实现激励的兼容性。 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财政转移支付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规模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吸纳落户数”的“双重挂钩”。 上一个挂钩不仅是中央地方承担市民化价格，也是地方政府提高户籍人口比例的措施，一个挂钩在认同城市化中地方政府对空之间的合理需求的同时，将这种需求与“人的城市化”的激励相匹配，将过去的土地城市化

当然，《计划建议》描绘的新型城市化快速发展之路，无论是对城市化障碍的认识，还是对“人的城市化”的路径的选择，都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关键是机制和政策的细化落实。

此外，还有配套改革。 一是办理居住证公共服务的内涵，包括随迁随迁的子女义务教育、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异地高考等。 二是将地方财政支出从“增长型”向“服务型”转变。 也就是三中全会《政策决定》提出的“妥善确立事业权和支出责任的制度”。

过去十年，地方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加上占地方收入35%的土地出让金，地方收入总盘子比较大。 但是，由于“增长型”财政推进和预算监管滞后，锦上添花的“地标”项目很多，雪中送炭的“实用性”项目很少。 因此，未来的财政和土地收入必须全面转为公共服务。

三是外来人口市民化必须是综合、长期的经济账。

即使现在政府没有给予户籍身份，2亿5000万农民工也已经在城市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所，通过保存农村土地，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保障。 因此，市民化的价格并不是很高。 而立足于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不仅是我国人口奖金的主力，也是费用和投资的主力。

即使就业环境、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水平、住房条件稍差，农民工也已经融入城市。 这些人市民化后，城市户籍人口将增加50%，其刚性费用、储蓄投资将全面释放，农村建设的无效投资、生态破坏、耕地占用等问题将得到解决。

这在提高我国支出规模、扩大内需、提高城市产业和人口集中效应、巩固第三次产业主导方面，可以达到“上台阶”的效果。 在优化地方收入结构，改变地方行为模式方面，也能起到内生驱动的作用。

(作者是深圳市不动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