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新闻披露的意义远不止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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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3月25日，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中央财政预算11张表，详细证明了中央财政收支的来龙去脉。 李克强总理26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实务会议上强调，从今年开始实现县级以上政府接待经费公开。 财政部的举动和总理的态度被媒体解释为政府“自我改革”的积极信号，认为中国从此打开了制度反腐的大门，对增强政府的公共信服力有很好的正面效果。

对于制度腐败对策来说，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的公开，以及基于公开的民众监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笔者认为，公共财政新闻披露的意义不仅如此，其背后更大的意义，标志着这为我国建立“有限政府”和“比较有效的政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2年开始，我国共进行了7次较大的政府机构和简政放权改革。 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从计划经济时的100多个减少到25个，各项改革也迎来了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气象。 但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一是简政放权的改革成果难以持续巩固，很难走出“简单化——膨胀——再简单化——再膨胀”的逻辑怪界。 政府部门确实减少了，但公务员人数反而增加了很多二是地方政府企业化趋势严重，“看得见的手”越长越宽，越管越宽。 三是行政审批“密不可分”、“事后备案管得比预审严”，复审监管轻、管理随意性大、滥用权力等问题依然突出。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简政放权一直缺乏外部的硬约束和硬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的简政放权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法，以更换领导人、发行红标的形式指导机构重组。 这种方式经常伴随着主观随意和感情冲动，而且容易被“顶级”的个人喜好所左右，因为角色，因为角色，所以角色的权力问题经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卷土重来”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快速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必须要问的是，要继续“简政放权”，谁应该主导“简”。 “简”到了什么程度？ 赋予谁权力？ 中央赋予地方政府权力吗？ 放权给协会吗？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来看，部门的好处永远存在，世界各国都不能置身事外。 而且历史也主张，如果有正收益，“王熙凤比贾母管理得更好”。

简政放权如此，更不用说拘留政府这种“看得见的手”了。 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李克强总理说:“错误地将政府上戴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是“削减权力”，是“自我革命”。 政府是否有自行“削减权力”的动力？ 其实，政府之所以能够干预市场，是因为经济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高，支出不透明。 例如，200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89万亿元，年为11.72万亿元，是10年前的6.2倍，这其中不包括增长幅度更大的土地出让金等政府基金性收入。 2002年政府叫嚣缺钱，年支出增长5倍以上后，仍然缺钱，除了民生支出大幅增加外，财政支出中经济支出的无限膨胀也是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 这些经济上的财政支出“不应该”、“效果好不好”，不是更值得监督吗？

因为，为了将“政府之手”变为“市场之手”，尽快将“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和“比较有效的政府”，有必要对这种寻求部门权力和部门好处的冲动施加外部的硬性制约。 对中国来说，比较好的外部约束是财税体制改革，预算和支出的透明性、细化、可监管性是重要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产权比事权更容易监督。 当然“粥”少，“僧”不多，财力得到控制，政府想伸手也很难；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改革逐步撬动行政行业的相关改革。 一旦政府手中的资源变少，财权受到制约和监督，自然就会成为“政府的归属政府、市场的归属市场”。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