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未来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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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当前，影响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因素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以前传承下来的国家利益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内生增长的动力和比较特征面临拐点已是不争的事实。 要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需要提高人力资本贡献率重构增长动力。

一直以来，人口奖金被认为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在特定快速发展阶段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人口红利”。 1970年至1995年间，在东亚各国的超常规高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的高比重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3到1/2。 中国的高度经济增长也归结为富有生产力的人口结构特征。 据世行估计，人口奖金的结构特征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以上。

但是，人口奖金不是永久的增长因素。 随着人口结构转换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奖金开始衰减。 未来十年，中国人口奖金特征逐渐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整体经济进入生产要素价格周期性上涨的阶段。 这表明现代工业部门无法通过“不变工资制”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切削刃差可能在供需不平衡的推动下逐渐恢复，工业部门的利润越来越薄。 资本形成增长有所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呈趋势下降。 这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要素结构变化。 这种结构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整体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劳动人口减少244万人。 这是中国劳动人口比重时隔10年首次减少后，连续3年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结构开始改变。 接下来，刘易斯拐点的加速到来，能够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变少了。 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化率为8.9%，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14.8%。 老年人抚养率从年的20.66%上升到年的21.58%，社会整体抚养率从年的44.62%上升到年的45.94%。 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每年增加100万人。

而且，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路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将放缓。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从加速阶段变为减速阶段。 有预测显示，未来城市化平均速度每年维持0.8~1个百分点左右，要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增长1.35~1.45个百分点并不容易。

从未来的快速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显示，gdp与人力资本总量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人力资本平均生产效率逐渐提高。 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重点实现了制造业向服务业、常规制造业向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变，全社会对单纯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诉求量相对减少，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智力资本的要求大幅提高。 用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抵消自然资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率下降，提高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通过改变投资行业、方法、主体，引导人力资本积累有利的动态调整路径，以人为本设计整体政策框架。 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以人才建设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要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执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重视快速发展有利于就业量的增加和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行业的开发 在要素投入上，以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导向，将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过程变为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将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为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增长中国产业竞争上的特点。 目前，我国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只有1万人左右。 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报业等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行业，人才缺口较大。 要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实现劳动力结构的升级。 除了要重视大规模农民工的培训和素质的提高，以及充分开发利用人才以适应未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外，还必须实现劳动力的升级与转型的匹配。

二是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市场经济运行中“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

三是通过完善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创造新的储蓄源泉，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扩大老龄化时期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新常态期通过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将完全摆脱原有模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束缚，从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数量扩张型高增长阶段真正告别，走向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阶段。

(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