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自主革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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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

最近，中国与全球智库( ccg )举办了“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公司快速发展新思路——中国与全球圆桌论坛”，郑永年在“圆桌论坛2 :从亚洲价值观走向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了演讲。 以下为演讲整理:

几十年来，全球化形势一直很好，但现在陷入了困境。 以前，中国积极参加全球化，与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需要进行积极的调整，特别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和建设必须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将这种潜力转化为实际结果，还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 错误的政策会导致机会的丧失，没有良好的制度，国家也难以发挥原有的潜能。 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的情况，所设计的制度也不完整。 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其制度设计虽然有独特之处，但确实与明细设计的关联度很高。

另外，不仅是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现实情况适时适度跟进。 现在，中国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公司家，结合西方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建立适合自己的能够促进快速发展的好制度。

亚洲价值观没有排他性

从经济贸易来看，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中国，和中国几乎是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本来应该没问题。 但从实践上看，中国在推进命运共同体时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 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西方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和经济，背后的软实力也很重要。 中国崛起后，大家问了中国代表什么？ 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果对外只谈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道路可能反而会变窄。 无论经济多么强大，有些国家和中国还是有差距的。

其实，第一波亚洲价值观产生于日本。 最初，日本成功是因为亚洲的价值观，但遗憾的是，之后日本不再强调亚洲的价值观，而开始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样的西化是空虚的，最终日本走上了现在的道路，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不具有排他性，不是排斥西方。 相反，亚洲价值观的成功需要东方价值与西方制度相结合的工具，并不一定要求相同的意识形态或相同的政体。 古代的儒家思想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政体和不同的时期，亚洲的价值观也是一样的。 现在，谈论亚洲价值观的首要目标是东亚，不包括印度和其他地区； 学术界对以前流传下来的儒家文化圈的定义也不一样。

在开放的状态下进行以人为本的创新

近年来，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现在有些行业读多了，有些公司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从“自我创新”变成了“自我创新”，有些人觉得无法与外国竞争，以行政竞争力排挤外国公司。 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闭门创新，而是开放状态下以人为本的创新，关门自主创新会是一件大事。

人才需要职业生涯，只有体制开放，人才想留下来。 但是，中国很多国有公司、大公司的人才没有载体，大学更没有。 人才和基础创新最重要的是开放的状态，否则以后会很辛苦。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在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都有中国一定会成为西方的看法，美国人这样想，欧洲人这样想，现在周边国家也这样想，实际上中国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在好处方面追求的是共同的好处，越大越好。

在知识方面我们把“异”放大太多，追求“异”而放弃“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否则，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虚无的。

(文案是作者的独立观点，不代表通过互联网的角度。 ）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