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怎么不使生产过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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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如果衰退持续是“滑落”，那么危机就是滑向悬崖边后的“坠落”。 在从前流传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通常需要将增长率提高到“零”以下。 中国既然没有摆脱以前流传的市场经济，就有可能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也有可能在危机中负增长。 这个中国现在的经济减速，不是因为进入了“中速增长时间”，而是因为滑落到了增长的“断崖”上。 一旦发生危机，在此之前，生产能力可能会突然加速或突然萎缩，但每种情况都有前兆。

滑落到成长的“断崖”

首先看产能，这可以通过增加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表示。 2003-2007年的年生产能力增长率为22.1%，2008-年为24.3%，-年为26.3%，也就是说，这三年是生产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未来投资诉求率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达到全年28.6%，去年仅为14.2%，而代表产能增长的新固定资产增长率达到22.5%，产能增长率超过投资诉求率8个百分点，为2008-， 这种产能突然超过投资增长的变化是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前兆。

其次，从外需来看，如果外需因外部危机而急剧萎缩，也很可能引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酝酿新的国际金融危机，明年爆发。 从国际上看，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超量宽松政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范围的资产泡沫，但实体经济恢复力度不足，这又回到了次贷危机爆发前虚拟经济繁荣的老路，从而引发了下一场新的世界金融危机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下跌，去年11月美国资本外流达到300多亿美元，12月恶化到超过1100亿美元。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国际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用美元资产避险，而是通过日元和黄金避险，证明了美国金融市场进入高危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 我认为这场新的危机最迟明年下半年会爆发，但也不排除今年会爆发。 另一方面，当新一轮金融危机再次降临时，中海的外部诉求再次大幅萎缩，出口诉求突然萎缩，可能成为引爆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短期指标来看，经济增长已有剧烈的收缩动态。 今年1月的货币m1增长率急剧缩小到1.3%的历史最低水平。 m1是交易中的货币，m1收缩证明货币正在大规模结束交易过程。 这只有在公司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大幅收缩时才会发生。 今年以来，m2的增长率不低，但m1才是交易中的货币，如果m2高速增长，m1大幅萎缩，则只能证明货币无论多么宽松，对刺激经济增长都没有效果。 另一个指标是出口，今年前两个月出口负1.6%，其中2月当月负18.1%，这有去年同期出口不足的影响，但自去年8月以来，pmi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下降，目前出口萎缩不仅受去年基数的影响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长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也需要注意。 1990年以后的23年中，工业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年只有2009年和2009年两个。 因为2009年次贷危机波及到了中国，去年是什么原因呢？ 只能说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开始收缩。 其内生性收缩会促使中国经济增长从滑落转向坠机吗？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前夕。 今年可能还没有危机，但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到7%左右，下半年很可能会低于“7”。 明年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

此外，也有必要警惕金融危机可能先于生产过剩危机爆发。 在以前流传的市场经济形态中，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发生了大量的放贷和金融危机。 但是，在二战以前，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没有套利、期望、期权交易这样的衍生金融工具，甚至连概念都没有。 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主体进入虚拟资本主义的时代，不能不受这些概念和工具的影响，而是作为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被引入。

另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失去竞争力后资本仍在谋取利益，当局放松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过度快速发展虚拟经济，最终瓦解债务链。 相反，今天的中国也有由于生产过剩而使产业资本流向虚拟经济行业以获取利益的结构。 由于需要推进金融改革，各种机构在改革的名义下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疯狂集资，迅速发展了4万多种财富科技商品，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从2007年前的6万亿元激增到了每年30万亿元。

但是，实体经济利润增长停滞，无法支撑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7年以后，各产业中只有房地产能够维持利润10%以上的增长率。 该产业将国内的产业资本、中央银行超发行的货币、甚至国际“热钱”引入房地产融资这个资产池。 据解体称，影子银行的融资中至少有7成是围绕房地产的。 但是，首先几年前，大陆房价下跌，去年下半年以来，沿海一线城市市场的交易量也开始大幅减少。 房地产这一资产泡沫也无法承受，金融危机似乎有可能先于产业危机爆发。 其中的机制和过程，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和爆发过程极为一致。

中国为什么不发生危机

我认为中国可以不发生危机，但是剩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首先，中国的过剩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不像美国那样是金融商品的过剩，而是实物产品的不足。 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金融商品卖不出去，不能换成快速发展中国家和物质产品，危机爆发后，真的就没有吃喝了。 但是，与中国不同，即使危机爆发，也不会因为短时间的吃喝而丧命。 中国目前70%的设备利用率本身证明，将利用率提高到90%这一正常水平，即使不投资，生产也能增加20%。 所以，如果通过调整和改革开拓内需通道，中国经济将再次发挥增长活力。

其次，中国是快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尚在很大空之间。 这种过剩是相对的，因为分配不合理。 如果通过改革能很好地平衡储蓄、投资和费用的关系，就能继续保持高增长。 例如，截至去年，中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10亿吨，是中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但人均钢铁产量仍只有600公斤，发达国家人均1吨。 中国未来20年的人口有可能再增加1亿人，钢铁生产能力再增加5亿吨也不够。 所以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 处理好分配关系，过剩自然就会消失。 金融风险包括地方债风险，都是由于实体经济增长受阻而产生的，一旦实体经济出口，金融风险自然就会消除。

最后，中国分配矛盾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体制，更重要的是城乡结构不合理，而城市化严重滞后是因为过去的快速发展政策不合理。 虽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为了今后的迅速发展，还留有巨大的空之间。 即处理分配矛盾不仅要靠体制改革，也要靠投资。 没有投资农民就进不了城，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工作的地方，没有看病的地方，没有孩子，没有读书的地方。 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城市建设的巨大投资。 我们以前进行的救市投资只关注通过投资扩展目前的诉求，拉动目前的增长，但这些投资项目生产后，产品去哪儿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确定了城市化这个扩大内需的第一方向，进行投资就不必担心投资后的生产能力无法发挥。 因为投资是为城市化服务的，与未来的增长费用密切相关，不是更多就是更少。

纠正三个错误的认识

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以大规模城市化和财政体系的重构为目标调整了收入分配差距。 如果这个认识不能统一，就只能浪费宝贵的调整和改革时间，等待危机的到来。 为了不破产，统一认知，必须纠正以下三个模糊的概念。

其一，只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生产过剩的矛盾认为市场可以自然处理，以推进市场化为首要改革方向，继续向市场和公司放权。

中国自1979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一直朝着赋予市场和公司权力的方向推进。 当然，到目前为止市场化不足的行业有很多，但从整体来看，已经进入全面市场化阶段，基本标志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缺乏以前流传下来的经济基本特征。 这说明阻碍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政府与市场、公司的矛盾变成了公司与居民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这个问题市场无法处理。 比如公司持续活跃，生产增加，利润也增加，但是业主出钱给工人涨工资吗？ 很明显不能。 另外，政府不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会保障，只给一个城市户口，公司会自动给农民工建房和买保险吗？ 显然不是这样，所以要政府改革分配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其次，我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期总量调节理论。 这是因为把处理分配矛盾放在次要地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凯恩斯认为是“诉求不足”，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 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继承人之一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宾逊夫人的解体，与马克思主义的解体方法相近。 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资和利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导致了储蓄和费用的不平衡。 这种“市场失灵”市场本身无法纠正，政府必须插手分配才能纠正。

社会整体平衡的长期特征，95%以上由某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其他不足5%的部分随短期宏观政策安排而变动。 从中国自身来看，2009-年间对市场的强烈宏观刺激，只是使一度降至7%以下的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以上。 但是，如果宏观刺激政策退出，增长率将进一步降至8%以下。 这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宏观诉求政策不是没用，而是制度安排形成的储蓄过剩不能随短期诉求政策而改变。 今年年初以来，m2的高增长率和m1的极低增长率并存，如果生产过剩把经济逼到下行通道，不触及制度安排，只提供宽松的货币，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走出低谷。 有人说经济中的短期问题是总量和诉求的问题，长期问题是供给和结构的问题，这恐怕是绝对的。 因为总量平衡关系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 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时出现了不良的长期增长趋势，才应该怀疑供给结构有问题。

其三，认为中国的费用不低，调整分配，增加费用，包括让广大农民进城，损害了经济增长。

认为费用不低的依据是，2008年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时价计算，年增长率达到16.8%，高于同期的时价gdp增长率。 但是，因为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笔奖励费用是消耗增长后劲。

费用高还是低，首先要看比例。 新千年来，中国居民支出率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看增速就不清楚了。 例如，从“九五”到“十五”的十年间，投资、费用加人民币的出口与时价gdp总额大致相同，但“十一五”期间增长了27.4%，去年增长了44.5%。 本来，投资、支出加出口是从诉求方统计的gdp，应该和从生产方统计的gdp数据差不多。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支出品零售总额、人民币出口值，与支出法统计的口径有差距，为什么以前差不多，现在却有这么大的差距？ 只能说统计口径和范围有可能发生变化。 因为，这只是费用比gdp高，说明中国居民的费用不低，已经不行了。 还是看投资费用的增加，或者费用率的变化，会更接近事实。 由此可见，2008年以来投资增长率为25%，比支出增长率年均高出8个百分点，用于收入分配的比例如何不下降？

投资和费用所占比例高不是就好，不维持适当的比例，就不能实现最高的快速发展增速和经济效益。 当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严重的生产过剩，因此必须推进城市化，通过调整分配关系来开拓内需。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到今年下半年还不能出台巨大的城市化投资计划，可能会失去宝贵的调整机会。 经济增长如果真的从“断崖”上掉下来，无论推什么都有可能太迟，所以必须尽快统一认知行动。 关于分配体制的调整，可以在经济增长开始反弹之后再作安排。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