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经济虽然新常态 投资仍然非常重要”

本篇文章1822字，读完约5分钟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是告别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制度改革红利、投资三大增长因素从2008年开始明显呈减退趋势。 劳动人口( 15-59岁)的绝对数量从年开始减少，抚养比从年开始上升，人口奖金这一动力减弱。 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3%后，开始见顶； 人口奖金的衰退和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速度也将下降。 以前传来的增长动力边际效率趋于加速下跌，必须通过改革进入新的增长模式，形势十分紧迫。

新常态的另外两个特点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许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不均衡(第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比重低)、分配结构不均衡(累计比重高、费用比重低)、公司结构不均衡(国有企业强、民营中小企业弱)与投资趋势过强、投资占比过高有关 因此，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和顺利转换增长动力，必须降低投资比例。

但是，现在在认知上有误解。 那就是将投资占有率与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对立起来。 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占有率不下降，依赖要素和投资的模式就无法退出，经济结构优化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实际上，这是对投资的误解，投资在短期内是诉求，但在长期内是供给(未来生产能力的供给和费用的供给)。 储蓄一段时间的劳动剩余，用于投资而不是完全的支出，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未来的支出，还可以为未来的支出扩大和支出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例如增加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未来支出增长和升级的物质

技术进步即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大多依赖物化资本，必须通过投资检验技术的应用性和未来的改善方向。 例如，我国的高铁技术之所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基于国内各大城市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处理在长时间运营过程中暴露和发现的问题，使高铁这一技术得以稳定成熟，并很快得到宣传。 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资本的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但是，投资必须重视效率。 即当前的投资能否转化为未来的费用，能否为未来费用的扩大和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以及能否在“投资-费用”的循环中实现技术进步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目前，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只有15%左右。 这样低的投资率之所以能够满足费用诉求和技术进步，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二战后-1970年代) )，通过大规模投资(投资率为80%左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其高投资效率，使得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润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发挥市场和民间投资主力军的作用，有助于充分促进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一直在25%左右，投资占有率在50%以上，但我国经济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据估计，年末我国的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30%，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8%，仅为韩国的17%。 目前，我国人均铁路拥有量为5.7厘米，不在世界100名成员范围内； 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足1千瓦，是发达国家的1/3，教育投资占gdp的一半，医疗卫生投资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投资过剩的首要表现是一直以来制造业的重复投资，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投资过剩，过剩的很大原因是投资效率的低下，强调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5。 我国未来在教育、医疗健康、环境保护、地下管网、美丽的乡村、城市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缺口还很大。 这些行业的投资不仅存在“未付”，而且在未来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其增量诉求还很大。 并且，我国以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技术之所以能够立足于世界，是因为它并用于大规模的研究开发和投资实践的检验中。 未来，基于国内广阔的投资空之间，随着上述行业投资的增加，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行业的技术实力将更加显现。

另外，上述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具有完备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性质，可以促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降低成本，城市化和成本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而且，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促进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外来农民工从产业工人成为技术工人是我国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 目前，我国原有的制度奖金、人口奖金、储蓄奖金正在减退，但三中全会以来“五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已经破冰，以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全面覆盖为指标的第二次人口奖金即将释放。 在制度和人口奖金潜力仍然很大的情况下，考虑到我国储蓄率仍然高于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激活市场投资效率，并辅以建立多层融资体系，中国将优化经济结构，转型增长动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