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金立群文案：中国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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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感到有些悲观。 基于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也有人认为中国必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 过去半个世纪，确实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有一个经济阻滞，难以继续进军高收入国家。 但与此同时，也有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顺利发展的经济阻滞。 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 中国如果处理得当，就不必太悲观。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本质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快速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其内涵是:第一，一个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能否长期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超过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10065美元将成为高收入国家。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28年以上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就会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如果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在14年内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视为陷入了“中高收入陷阱”。 据此，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0个国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国家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是中南美国家，11个是中东北非国家，6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是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2个是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其中，一些国家已因“中等收入陷阱”陷入相当长的时期，如秘鲁、哥伦比亚、南非等国已因“中低收入陷阱”被困60多年，委内瑞拉也因“中高收入陷阱”陷入60年。 与这些国家相反，另一个经济板块，特别是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在短短的十年内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飞跃。 对此，世界银行以“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中等收入转移到高收入，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难以跨越“陷阱”？ 在中等收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开放度、市场准入限制下降、外部环境、社会稳定度、收入分配公平度等导致国家间分化的因素很多。 人们普遍认为，陷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失去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区块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特征，也没有与发达经济区块在高科技创新行业竞争的能力，无法从经济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能源类自然转换为依赖高生产率的增长模式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在促进每个人平均收入提高的一个因素发生作用后，这些因素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抵消了这一作用，从而导致每个人平均收入增长停滞的均衡状态。 这说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同，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比较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可能失效到中等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阶段能否转换增长动力，调整快速发展格局，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费、环境成本高、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等优势，这种增长方式被一些海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从2000年的930美元上升到了年的7575美元。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高等收入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跳跃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陷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的，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就流传的动力机制减弱，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资源环境瓶颈紧张、部分行业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下降、投资效率下降。 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 一个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 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人，年和年连续减少。 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到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通常有几年的滞后期，但预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很快出现负增长。 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一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供给增长率。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研究表明，2001年至2008年，中国劳动生产率达到11.8%，年至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 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零，7.2%加0，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降至7%左右。 劳动力供给减少、老龄化加剧、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都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阻滞，都在老龄化加速之前进入了高收入行列。 上个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首要采取了引进移民、扩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 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供参考。 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 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增速下降。 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 未来十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众说纷纭。 可见，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行业的投资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高度化，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 教育和研发投资可以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根据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虽然目前中国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4%，但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了5%，芬兰更是达到了7%。 全民教育水平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奖金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另外，中国必须继续推进教育公平。 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教育差距加剧，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固化。 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整个社会的提高。 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公司的研发支出只占gdp的2%，与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形成的后发特点减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诉求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是加强自主创新。 要借鉴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增加教育和研发投资，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发挥特点，通过释放潜能来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

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并且也要看到中国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特点。 一是适龄劳动人口达到高峰，但随着50后、60后劳动力逐渐被80后、90后劳动力取代，劳动力的整体教育水平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十年加速增长，大大抵消了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负面效应，中国2030 二是随着“增值税改革”等财税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促进公司、领域转型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增值税改革”不仅通过第二、三次产业拔尖，降低制造业价格，鼓励科技创新，而且第一二次产业的内部生产性劳务越来越向外剥离，促进了第三次产业市场规模扩大，促进了各产业之间更广泛的分工与融合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内生动力 今后，这个效果的释放会更加明显吧。 三、这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金融在支持研发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是国家淘汰滞后和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迫使公司转型升级。 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在未来十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然，潜在增长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 为了使这种潜在的能力成为现实，有必要通过改革消除障碍。 除了增加教育和研发投资外，政府还应在以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化水平，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 环顾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成了城乡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了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当。 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创新的主体是公司，创新的土壤是机制和环境。 政府要为公司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制度保障，鼓励大众创业、万人创新。 此外，应坚持不懈地加强反腐、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公司法治化经营环境。

总之，如果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快速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区块的追赶经验，中国今后十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秘书长)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