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定须摆脱“专家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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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世界如此岌岌可危》中提出了“重大决策绕过精英阶层，直接与下层交流”的观点，昨天看到王振耀在演讲中提出的真实例子，印证了笔者的观点。

他的例子是关于“大病救助”的，总理一大病救助，专家马上给总理记账，说全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其中200万是孩子，得到了近100亿的医疗援助金，杯水车薪。 之后，总理下达指示，建立儿童大病救助基金。 最后这件事到了王振耀所属的司。 他找了点同志来讨论。 一位中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 全国的儿童不是有2亿多吗？ 那就是200万人患有白血病。 那不仅仅是100个孩子有白血病吗？ 有那么贵吗？

这个中学生的问题，被认真地提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果断地试着调查了一下。 你调查了什么？ 查卫生部的文件，还让地方做点统计，有些县，比如河北，江西，你们来统计，到底有多少白血病患者？ 随后的数据显示，全国目前白血病儿童共有6万人。 如你所知，200万，如果一个人一年用10万，概念就是2000亿。 这是专家的数据。 人们自然引用专家的数据说中国不能进行大病救助。 结果，实际上只有6万名儿童。

他们又请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大家来大讨论。 当时上海红十字会会长谈到了上海儿童大病救助是如何进行的数据。 设立基金，孩子们每人每年支付50-60元，上海200万孩子，之后政府再补助50-60元，两个加起来约2亿。 这样，上海的儿童住院费基本免费，即使是白血病，一年也可以报销10万美元。 白血病实际上每年10万元左右。 据此计算，上海市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住院费，只需要2亿美元。 根据谢会长的介绍，有几个余额。 就算我们算一个帐，全国都是2亿多孩子，不是还要扩大100倍吗？ 200亿人差不多能达到上海的水平。

王振耀认为，其实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做好事”的意愿非常强烈。 高层领导做决定，比较容易，同时也相当容易，最后上了专家的当，他认为说服领导并不难。 关键是知识界不一致，最后会左右为难领导的决定。 专家提供数据，有些数据源不准确，不是故意的，但专家往往有意识形态，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想法提供数据，这是最可怕的事件。

目前，我国许多问题涉及这样的决策方法，一遇到重大问题，总是请几位经济学家来开研讨会，但这些专家基本上不深入社会，不了解社会实际情况。 他们总是用过去的经验看问题，但问题总是新事物，甚至一些行业的专家早就成为了优势集团的代言人。

中国要科学决策，就必须与社会充分交流。 其实和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政府的决策者也经常上网。 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他们对各个问题都有“成见”。 但是，一旦这些“成见”形成，就不再对问题有新的认识，不再关心对问题的投诉，对新的处理方法也不感兴趣。 比如房地产，北师大的董藩就是经常被叫去咨询的人，他在自己的简介中坦白了自己的20多个。这位知名专家对相关决策人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与某些问题比较有成见，倾听董藩形成成见，就会倾听他人的想法

还是以房地产为例，中国目前对房价的调控，受“房价暴跌，危害经济”、“房地产供应市场化为主”等论调的影响很大，政府总是捕鼠。 但是，在不动产这个领域不存在崩溃的说法，崩溃也未必是坏事。

政府直接与底层交流，历史上最好的是罗斯福。 罗斯福新政那么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实，最重要的是被历史学家称为“围炉里谈话”的决定方法发挥了作用，罗斯福通过广播电台直接与社会交流，在社会上得到很大的支持推进改革。

总之，政府的决定，特别是与民众生活有关的决定，要摆脱“专家成见”，还是与社会直接交流很重要，以房地产调控为例，雇几个售楼经理比雇几个专家强得多。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