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何以成为腐败最大根源”

本篇文章1644字，读完约4分钟

袁东

即使发现了适合人类生存的新行星，土地依然是最稀少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常说:土地是财富之母。 工商业越发达，土地就越贵。 人类之初，完全依赖土地； 工商业文明时代，垄断土地开发房地产业可以说是致富最快的方法。

土地的划分、占有、迁徙的状况，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习性、风气、思想、政制、法律的大部分。 贪婪、竞争、拥挤的本性，使土地有集中的倾向。 这是人类从丛林动物界带来的天性。 “领地”意识不仅仅是文明的人类的事。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总结的那样，“不动产的过度凝聚现象存在于文明的两端。 当人们还处于半野蛮的状态，珍惜的时候，以及只认知不动产的时候； 人类非常文明开化，发现其他无数方法而发财的时候。”

法国立宪大会副主席和担任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严格的学者。 他对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的解体，既有政治载体，也有实践感的框架正，没有无节制的文学浪漫想象和无尽的恣意批判和赞扬。 这与18世纪远离政治现实的法国作家大不相同，因此他的叙述具有丰富的启发性。

关于土地聚集和分散，最值得探讨的是土地国有和集体的所有制度。 无论土地是国有还是集体，看起来最分散的状态最能防止土地集中，实际上是土地最集中的状态。 如果个人不能拥有所有的权利，从哪里来的土地会分散？ 无论是国家还是小团体，都不是幻想。 特别是对任何大小集合体的统治者来说。 在土地国有制度下，土地实际上集中在各级政府当权者手中的土地集体全部，实际上是集体权力掌握者的全部。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集体，特别是农村集体的当权者，必须置于个人仰望和审视的核心，对个人的一切负责。 在土地流转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土地国有和集体的所有制度不仅限定了人员的流转，而且基本上同质了非权力集团，特别是农村集团，不同的地理位置产生的土地肥沃度不同，这几个容易被默认。 如果允许所谓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不仅会促进人员的大范围转移，非权力者群体也会迅速分化。 特别是当土地价值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继续上升时，在国家和集体这一级土地集中者之下，土地凝聚的次级集中者应运而生，这些人在土地上升的过程中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从非权力集团分化出来，被大部分个人羡慕和嫉妒。

需要观察的是，由于土地开采权的广泛市场化趋势，各级政府和农村集体当权者在不失去控制权的情况下，坚持将这一权力转化为金钱利益，成为最重要的收入渠道。 这不仅提高了工商业的价格，还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土地流转中利益最小或无利益或失去利益的集团，由此将自身情况的相对和绝对落后归于权力要素和哪个人数少的亚层次土地集中开发者，这不仅形成了非权力者和权力者的对立情绪。

这样，在土地国有化、集团化、土地开采权市场化许可的环境下，“土地贪污”是权力和商业腐败的最大根源，也是形成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 这给社会秩序的整理、政府统治、国家政权的维持和建设带来了困难，也积累了更大的危险。 如果说如19世纪托克维尔定义的“所有不平等中最危险的是不区分土地导致的不平等”引起了观察，那么在“不区分土地”的情况下大量市场化的土地流动，无疑会增加不平等和危险。 这个现象也许应该进一步研究。

“发财的捷径是为了投资生意而卖土地。 相反，享受既得财产的最好方法是从商业中取出钱购买土地。之后，土地成了追求奢侈和野心的目标而不是贪婪的对象……与前者相比，是追求富裕的穷人。 后者很有钱，必须愉快地花很多多余的钱。”托克维尔解释的这个现象，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不是越来越亲近了呢？

很明显，我们不应从经济学的角度分解和解释土地流转。 市场化的土地流转能否给整个社会带来正面的效用，要看土地所有制的情况。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来看，土地所有制永远是土地流转政策的选择和明确前提。 果然托克维尔早就看出“最有利于民主制统治的不是把土地分成小块土地吗？”

(作者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

原文链接: opinion.hexun//-07-09/155923485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