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要不使盲目追求“城镇化率””

本篇文章2129字，读完约5分钟

原题《城市化告别掠夺性增长的逻辑》作者:苏培科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是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 目前中国正在试图将这个预言变为现实。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实务会议确定指出，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围绕城市化质量的提高，要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市化健康快速发展。 话刚落，“新型城市化”就成了中国舆论的焦点。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率先做出反应，与房地产和投资相关的钢铁、水泥、机械、煤炭、有色等股票开始提高“城市化”的概念。 进而根据发改委制定的《城市化促进健康快速发展计划(年()》初稿，“城市化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 另外，各地城市化体系建设规划草案层出不穷，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化的概念。 而且，无论这40万亿元来自哪里，从目前躁动的“城市化”来看，如果继续“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在城市买房子、无法享受市民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化、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等。 因此，新型城市化不应使成千上万的人以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目标。 否则，这种房地产化的城市化将失败。

从目前的情况看，城市化仍以投资主导和“房地产化”为主，是功利的城市化。 如果城市化的追求超过现实的需要，将投资“铁公基”的快速发展模式转化为城市化建设，就有可能形成过度的城市化。 如果不扩张城市，上涨房价和地价，盲目求大，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现代城市管理能力，未来就会埋下衰退的种子。 根据去年8月公布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算结果，中国有655个城市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计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首先，不管现实的可能性如何，光是这样的“膨胀”计划是令人担心的。

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表明，城市扩张和城市生活人口膨胀是有限的。 历史上许多曾经繁荣的古城最终变成了空城。 第一，衣食住的供给不足、水危机、空气体污染、交通堵塞等因素导致人们无法继续生存。 现代交通、物流业处理了超大城市的衣食住行，但据一项统计，国际极度缺水标准为人均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威胁人类生存生活底层的毁灭性标准。 另一方面，以北京10年的水资源总量年均21亿2000万立方米计算，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为107立方米/人，仅为极度缺水线的1/5。 显然，全国各地盲目追求超大城市的想法应该调整，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也不应该走集约化和扩张化的道路，否则将埋下灾难的种子。

其次，不要将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年末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有人说，这个“城市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1亿6000万农民工。 户籍显示，人口城镇化率为3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2%，未来潜力巨大。 如果农业人均产量能达到非农产业平均水平或一半，则可以释放1.5亿至2.1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随着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十年保持8%-9%的增长。

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城市化”的逻辑，正是需要我们反省和警惕的。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低迷，刺激政策陷入困境，许多人提出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化”上，实际上是可悲的，这体现了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缺乏信心 这些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很多简单粗暴的移民和拆迁，把年轻一代的农民工逼进城市，转移农民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这种城市化实际上是在进行“包围运动”，而不是推进农民的“市民化”。 从以往的农民成为市民的人们来看，大部分是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 因为，他们的土地率先“城市化”，“市民化”只是为了更换农民的土地。 但是，1亿6000万农民工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限制，进城后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无法享受真正的市民平等待遇。 如果真的想提高“城市化”的比例，就必须尽快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大公共福利供给和社会保障，提高居住在城市的农民收入就业，处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第三，不能把掠夺农民的好处作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农业生产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是农民生产力低吗？ 未必如此！ 例如，一名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收入比农业生产大幅增加，并不是由于城市农民的生产能力马上发生了剧变，而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以农业补充劳动者”等价格体系。 玉米、大米、小麦三大主要粮食价格多年没有波动，但城镇居民收入和通货膨胀率在这十几年大幅上升，加上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品价格的上涨，农民收入下降和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宏观水平上抑制了农产品价格。 不这样做的话，将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会有很大的问题。 显然，如果不改革这种城乡矛盾，继续掠夺性的城市化增长逻辑，就很难紧随其后。

因此，中国未来的新型城市化绝对不能“围堵运动”和集约化的大快速发展，相反，提高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才是正道，实现城乡共荣的局面，盲目形成充满矛盾的“城市化率”

[/s2/] (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S2/) )。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