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过高，怎么通过税改拉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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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记者杨柳晗

对话记者

每日经济情报记者杨柳晗

会话嘉宾

嘉康财政部财科所长

谢国忠独立经济学家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部副院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的实务报告中，将“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实务要点之一。

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16509亿元，同比增长22.6%。 另外，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3740亿元，增长24.8%。 两个指标远远超过了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去年gdp的增长率为9.2%。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4日表示，“联想电脑在国内卖得很贵，必须将17%的增值税加到价格上，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 此外，相当一部分公司也反映出我国增值税过高。

如何推进我国增值税改革减轻公司负担？ 如何真正实现结构性减税呢？ 能否通过税制改革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比较以上问题，《每日经济信息》今天邀请三位专家学者为大家解答。

政府支出对税的修改有很大的影响

nbd :近日，国内一些公司反映我国增值税税率过高，如何推进增值税改革以减轻公司负担呢？

嘉康:从公司来说，经常听说税负越低越好。 现在看到了总体方针，结构性减税也在实施。 要点首先，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增值税本身整体税负的减少，应该还在继续研究中。 我们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没有提到增值税本身如何，而用增值税代替增值税是改革的方向。

谢国忠(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有一定的减税意义。 相对于国内一些商品卖得比国外贵，增值税高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政府的税制改革需要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需要一个量，国外通常说减税减少了多少。 我们提到了很多，但实际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数字很小，对经济没有意义。

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很困难。 核心问题是政府支出短期内难以减少。

孙立坚:中国制造的很多商品在国内比国外卖得贵。 本来，明明是在中国制造，却增加物流价格，卖给海外应该更贵，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与中国税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

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盈利，但空之间其他民营公司做不到。 特别是中小民营公司的盈利能力非常脆弱，联想这样的大公司没有能力转嫁价格，所以在税负不降的情况下，会退出产业，或者退出实体经济放高利贷。 中小企业往往竞争激烈，不能像联想那样依赖企业品牌。 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只要有一家公司想要稍微提高价格，同行的竞争对手就会很快夺走该公司的顾客，所以无法提高价格。 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在价格上涨而价格不太容易上涨的情况下，民营公司只考虑价格，但劳动力价格上涨后，很难再下降。

其实，给员工涨工资的公司可以考虑减少相应的税收，保证民营公司在价格和收益中存在于利润空之间。 否则，产业资本就可以退出产业搞虚拟经济。 这很危险。 大家都要求减税，但是国家没有实行减税的财力的话，首先中小企业应该呼吁。

应对垄断利润高的课税

nbd :怎样才能实现结构性减税？

贾康(进一步实行结构性减税，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结构性减税并不代表我国税收改革任务的全部，资源税、房地产税等方面的改革，需要得到统一的规划和设计，与各种结构性减税措施良性结合，相辅相成。 上海自年1月1日起率先试点的增值税扩征改革，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我们在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后，要积极扩大覆盖面，直到最终全面覆盖市场。

谢国忠:结构性减税很难。 从税收负担整体来说，从政府花钱来说，占经济的比例肯定不是一个，而是在增加。 现在所述的问题，还看不到趋势。 如果现在政府支出增加1兆美元，最终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1兆美元，经济就会好很多。

过去十年，在提高支出方面没有本质的改革，本质的改革必须是定量的。 现在全世界进行税收改革是有一定量的。 政府进行改革需要一定的量。 也就是说，必须表明减税具体会减少多少，这笔钱是如何逃向老百姓的。 税制改革很难。 改革需要减少公司和家庭的负担。 政府不得不说一个数字。 对提高内需的效果由这个数量决定。

孙立坚:所谓结构性减税，我认为需要在税收总量不减少、有条件的地方征税，在什么生存困难的地方补贴需要减税的地方下功夫。 与结构性减税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税收的公平性，不是多劳动反而得不到，而是明明可以多劳动创造收入，却要减少依赖国家古老的原有生存的公司的税收，这种结构性减税是“培养懒人”的现象。 另一方面，如果依赖垄断，不用劳动就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就必须对这种垄断利润给予高税收。 对于在何种盈利能力弱、竞争最激烈的中小企业，将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

改善昂贵的环境会促进内需[/s2/]

nbd :如何通过税制改革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嘉康:通过税制改革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结构变革的提法没错，我们一直在谈。 我国今后无论是经济相对高涨还是相对低迷的时期，都必须更加重视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 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例如合并公司所得税、转型增值税、提高工薪阶层在个人所得税中的“起征点”、改善税率设计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结构性减税仍然需要大力进行充分的复制。

孙立坚:在我国目前这样快速的发展阶段，很多问题都有制约国内费用的能力。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人均收入没有达到1万美元的地区很多。 根据我们的研究，只有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人们才能把收入用于生活费而不是积累财富的投资。 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原始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所以现在涨工资后，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都用来积累财富进行投资了。 怎样才能刺激费用呢？ 所以，我们要发挥金融体制的作用，好好管理大家投资的钱，不要掠夺金融体系想完成这些积累的社会大众的财富。 如果金融不好，我们的财富就会减少，最终必须从头开始，也不用花钱。

第二个问题是，应对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处理有钱也不敢花的问题。 为了应对养老、看病、教育等问题，大家都需要拼命储蓄，消费了很多带动内需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费用环境太差，缺乏安全感。 中国很多有钱人去国外花钱，使用进口商品，不是带动内需，只是带动国外的诉求。

如果不处理这三个费用问题，税收起征点上涨到5000元也无法拉动内需。 因为，大家还是要完成原始财富的积累。 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开拓越来越多的市场。 金融的发展很重要，金融的观点不仅是融资的问题，也能应对人们财富的增长问题。 今天，我们过分强调内需，实际上客观动力很弱。 今天，我们最好正视人民财富的问题，真正提高人民的财富水平。

经济结构的转变是可能的，包括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空之间和国有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这些都可以通过税制改革来实现。 我们太乐观了认为税制改革可以拉动内需，这完全无视了快速发展阶段。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提高工资等，但最终把我们的产业给毁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产业不能涨价，我们的费用能力不能用真正高端的东西。 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是世界第107位。 因此，我们不应该只看经济的整体，也应该看人均收入水平。 事实上，我们达不到第107位的人在增加。 由于他们收入的“增加”，不能带来费用的增加。 另外，高收入者之所以选择在中国投资，不是一笔费用，而是因为国内面临的费用环境太差，在国外的费用能力特别旺盛。

所以，中国支出环境的改善，可能会比税收改革起到更大的作用。 对不重视诚信的，要加大税收的处罚力度，这反而会促进内需。

结束语:从三位专家学者的解体来看，我们的增值税改革、结构性减税困难重重。 但是，逐步降低间接税税率，重新征收直接税税，尽快处理我国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实现税收征收从个人主体向家庭主体转移等问题，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全面征收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等直接税，虽然仍面临许多困难，但已是人心所向。 因为要通过税制改革，处理税负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