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改革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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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进行改革，首要的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进行改革必须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制约。 如果只根据这一利益结构决定改革的方向，改革就无法进行。 不能因为困难就把改革搁置起来。 ”这年初在政界引起巨大轰动的话，出自现任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之口。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自然属于中国的“先富”地区。 汪洋所“提醒”的，其实是现实问题的缩影---目前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的第35个年头，今后如何深化改革这个主题，显得十分紧迫。

在“十二五”后一年，“在稳定中求前进”的宏观基调背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了几成，但这种“中速增长”的预期被认为是向纵深推进经济快速发展方法的绝佳契机。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实务会议也提出，年重要行业改革需要“新的突破”。 为此，年初，深化农业科技改革、房地产税改革、电力体制改革、成品油价格体系改革、税制改革、公款支出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一个不太理想的现实是，近年来许多改革面临难题，教育改革甚至陷入了越改越破的怪圈。 医疗改革，越改越荒唐； 税制改革，越改越多，越复杂； 公共汽车改革，越改越被动； 水电改革，越改越涨…

改革的成果不仅没有共享，本来的现状也受到了负面的冲击，因此一些普通市民对这种改革感到恐惧。 因此，新的改革在上市之初就屡屡遭到质疑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

质疑的声音不仅来自普通市民，也来自可以称为中国智库的经济学家们。 以吴敬琏、张维迎为首的一些学者曾唱过《改革停滞论》。

吴敬琏曾多次发出警告，中国必须防止改革主导渠道被锁定，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权威快速发展模式”蜕变为当权者资本主义。

张维迎也强调了经济行业的“掠夺行为”。 他说，这表现了一些地区和行业不公平的“国进民退”、官员以国企等名义强行入股的“民企”等。

这是什么样的不自然？ 过去30多年，改革这台发动机创造了另一个“中国奇迹”。 但是，现在出现改革恐惧症的苗头，确实很可怕。 如果要追究这种“不自然”的原因，答案大概就是汪洋所说的“现有优势结构的制约”。

因为一点点的改革正是“根据这个优势结构的方向性”决定的。 因此，最终成果属于少数利益集团成员。

实践中，这种优势结构的约束主要表现为:。

一、对改革设计的制约。 近年来，政界和学术界强调“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为例，由于设计时考虑不足，一些物流公司的税收不会下跌，相反也不会增加。 这确实违背了“减税”的初衷。 即使是网络销售火车票这样的“小型”改革，似乎也不足以兼顾农民工的利益，结果这些弱者在一张火车票前更是束手无策。

二、对改革争论的制约。 纵观历史，成功的改革伴随着百花齐放式的争论。 这既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也是90年代初期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国有企业、医疗、教育、住房、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改革也曾有不少争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郎顾之争”就是鲜明的一例。 但到了这几年，由于现有优势构图中的权利集中，争议在形式上有小的迹象，“一言堂”的情况有所加强。

三、对改革执行的制约。 这是纵深推进改革的最大难点。 从来没有成功过的改革，往往不是缺乏做法，而是决心薄弱，力量不足。 这个难题现在也没有看到很大的变化。 比如资源税改革，最近国家提高了石油企业暴利税的征收点，这被称为变相补贴，一度引起资源税改革倒退的质疑。 关于反垄断改革，电信联通此前因“首次向国有企业挥剑”而备受期待，但在和解中逐渐趋于平静。 地方性改革措施更大，容易形成雷声大、雨点小的“口号式”改革。

年，改革已经完全进入深水区，如果细数这一年改革时间的意义，最值得纪念的就是邓小平南巡演讲20周年。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上表示，改革开放的胆量必须更大，大胆实验、认认真真的，大胆尝试、大胆冒进。 他说，没有突飞猛进的精神，没有“走出去”的精神，没有毅力，就不能走好的道路，新的道路，新的事业。

现在，当时间指针指向一个全新的时期时，改革不仅需要更系统的设计、越来越多的争鸣、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还需要重新找回那个时代“大胆尝试”的精神。

大的改革措施往往从不起眼的实验开始。 这样的想法，过去可以，现在也可以。 例如，大学教育的改革可以从南科大开始；要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从“官员”开始；关于公交制度改革，可以从“领导挤公交”开始；铁路体制改革，可以从高速铁路开始；经济结构改革，可以从“gdp论业绩”

长期以来，必须打破利益结构的制约，让更多的普通人真正受益； 短期内，需要采取一些实质性措施，恢复公众信心。 这可能是根治改革恐惧症的不二药方。

来源：澎湃商业网